寻找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信使——顾玉良
顾玉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两党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承诺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和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８月１日，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接着，就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一事，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分赴庐山、南京，与国民政府商议。与此同时，延安的电台不断地与南方各游击区进行电讯联络，但多数联系不上。
９月２７日，国民党的广播电台播放了项英《致南方游击队公开信》。项英显然还没有获知中央对目前形势、任务的一系列指示，只在大体上明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因此在公开信上写到：“余遵照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政府指挥下效命杀敌。望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担心再出现“何鸣事件”。早在两个月前的７月中旬，中共闽粤边特委负责人之一何鸣，与国民党一五七师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将红军１０００余人集中于漳浦城接受点编，被埋伏的一五七师包围缴械。
９月２８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给西安的林伯渠、南京的博古发去电报，要他们从速派人去寻找项英，“告以情况与政策。”１０月２日，又给博古、叶剑英发去一电：“通电项英来南京，告以政策。到京后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英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经过计议，派遣认识项英的顾玉良，前往江西完成寻找任务。博古说：“从报上发现项英还活着，没有牺牲，正在江西与国民党谈判，发表演说。因他与中央失去联系，对当前形势发展与中央的政策不能完全了解，可能产生错误，中央要我们（指‘八办’）迅速派人去找他出来，同时还要带中央的重要文件和口头指示，必须在见到项英同志后交给他亲收和直接告诉他。因此，必须要有个认识项英的同志去。这项任务现在要你去完成，你看行吗？”顾玉良说：“行！但不知如何去法？”博古说：“这个问题下午再谈，现在你先去置办必要的行李，准备明天就走”。下午叶剑英参谋长对顾玉良具体交待了去江西找项英同志的办法。“你这次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合法身份奉命出差的公开名义去江西公干的，因此，穿了八路军的服装，带了办事处的护照，并备有参谋长和办事处给国民党当局的有关函件，所以可以堂堂皇皇地去，不要受任何拘束，当然提高警惕和以礼待人还是要十分注意的。这里有两个公函是给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熊斌的，你到了南昌后可持函去找他，请他派人带你去找项英，另一个大信封用火漆封起来的，是中央的文件和给项英的信，你必须注意保存，切勿遗失，并且要见到项英后由他亲收。还有要你见到项英后直接向他口头传达的话，内容有如下几点：一、负责人下山谈判可以进行，但部队决不能下山；二、要提高警惕，部队靠山驻扎，占取有利阵地，如有来犯者，坚决击退，不可犹豫；三、在谈判过程中要努力扩大部队，筹集给养，不要放松；四、谈判成功，部队给养得到政府供给以后，就应停止继续以红军名义公开筹饷，但扩大部队的工作应当继续。这几点你必须用脑记住，不可忘记”。并要顾玉良复述了一遍。最后，博古说：“你见到项英后让他按指示精神安排好工作后，即同他一起回南京。从南昌到南京的路上，项英和他的随从人员都要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提供护照，以保路上顺利通行。
10月3日，顾玉良到下关搭轮船去九江，大约两天后到了九江，转乘火车到南昌，七日上午持函到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他们派了一个参谋陈洪时带顾玉良到项英那里去。顾玉良从南昌随陈洪时乘汽车走了1天，傍晚到了吉安见到陈毅同志，因为互不相识，陈洪时对项英和陈毅开口闭口都以同志称呼，怀疑是不是走进国民党的阴谋圈套里了？所以只把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开介绍信即党员介绍信交给陈毅，其余信件说要面交项英同志亲收。
次日（9日），顾玉良同陈毅一起去参加和国民党的谈判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终于使国民党代表在事实和道理面前认输了，同意制止反共宣传和撤退包围的国民党军队。
因为在会上互相认识了真面貌，所以当陈毅对他说：你带来给项英同志的信是否先给我看一下。在这里和国民党谈判，急需知道中央有何指示时，顾玉良觉得他讲得有理，工作上也需要，所以把信交给了他，但口头传达的话仍保留着。
10月11日，顾玉良在大余找到项英，将中央文件、博古的信件，交给了项英，并将必须口头传达的内容向项英进行了传达。从而使项英、陈毅及时得到了党中央的指示，纠正了在改编过程中一些不大妥当的做法。项英安排好工作，随顾玉良经吉安、南昌到了南京“八办”。项英由“八办”设法护送到延安，向党中央具体汇报了三年来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情况和当前形势。接着，党中央选派了一批干部随项英到南昌会同叶挺军长筹建新四军军部。
顾玉良奔走江西寻找项英的信使工作，为新四军军部成立，为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作出了重大贡献。
来源：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