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察觉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领导人。他先后主持了一系列会议,总结经验教训。
从1959年到1961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所未有过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还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不能那么急，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他号召全党重新立足国情，调整和恢复经济，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60年代的邓小平
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
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1961年1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4月7—21日，邓小平和彭真利用日常工作的间隙，组织五个调查组，到京郊顺义、怀柔农村进行调查。他们走访了十几个社队，以蹲点、座谈、访问等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
邓小平和毛主席交谈
邓小平乘火车外出调研
在顺义，针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对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影响，邓小平指出，调动干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将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责任制。包产单位要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让社员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定生产指标要留有百分之十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要克服平均主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谈到如何确定吃粮指标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干部也有好坏，出勤多少也不一样。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要有差别，口粮的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灾害的积极性。多产多留多吃多购，按劳分配，群众是会赞成的。
邓小平在农村调查
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邓小平、彭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5月10日，他们联名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指出，从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看，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惩”、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报告明确提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建议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予便利，对包产的方法是不是可以采取包产那部分的余粮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的购四留六，把生产队的分配与社员的生活分开来。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广州会议
5月，毛主席批发了邓小平和彭真的调查报告。
在全党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重新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取消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的生产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来源：南昌市小平小道陈列馆
